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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安改制（第64页）

“自古以来，为政者有两类。一类目光短浅，不过是玩弄权术，以图搏取高位；一类却着意深远，所作所为，无不思及长远，欲为万世立法。做前者容易，不过有智术便可；为后者难，纵以王介甫之贤，亦不免有急功近利之病。我虽然愿为后者，但行事亦是战战兢兢，因为我终究不能知道自己所做的事，究竟是对是错。不过是尽我之力，但求无愧于心而已。然若换位而言，则王介甫亦何尝不是在尽他之力，求无愧于心？我之为政与介甫之变法，区别又在何处？！”

石越的声音十分平静，却让唐康觉得十分沉重，他仔细地听着，品味着石越的话。

“我与王介甫的区别，其实也十分简单。王介甫自信过甚，不能容异己；而我却常怀惶恐，绝不敢以己为是而以人为非，竟容不得别人之不同。我自可有自己的政见，自然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我从来不会想将与我意见不同者全部逐出朝堂，禁止他们说话。我更不敢借官府之威权，打压民间之声音，钳制士林之清议。若是目光短浅者，自会以为不利于己的言论，会妨碍自己政务之实施，给新政增添层层阻力，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但我却以为，既便那些反对意见中，一百条只有一条是对的，为了那一条对的意见能被允许说出来，我们也应当坦然允许那九十九条错误的意见被发表出来，接受它们带来的困难。这样的坚持，需要更大的智慧，它远没有独断专行来得痛快，但若能这样坚持，我们却会犯更少的错误，至少我们犯了错误以后，也能更及时的发现与改正。”

“这有何必要？”潘照临不解的问道。

“绝对有必要。潜光兄以为王介甫之聪明，在当今之世，谁可以比拟？”

潘照临默然一阵，道：“司马君实、苏子瞻、公子，三人而已。”

“果真以本性之聪明而言，我三人能胜之乎？”

“不能。”

“诚哉斯言。”石越笑道：“潜光兄，王介甫之聪明，天下少有；王介甫之才学，天下亦少有；王介甫之声望，在他为相以前，天下亦少有；王介甫之权势，在其为相之时，天下亦少有！为何王介甫以聪明、才学、声望、权势四绝，一行新法，却导致天下沸腾？”

“是其为拗相公也。”

“非仅止于此也。”石越摇了摇头，道：“若其所行之政，皆为正确，便是执拗更甚十分又如何？！王介甫之不能得志，是因为天下之凡人，虽贤能聪明，其所作所为，却最多只能是对错参半。故此，使当政者善知错、善改过，远比寄望得到一个很少犯错之贤者来得更加切实可行。”

唐康在心中思忖，暗道：“大哥所言甚是。虽然大哥之贤，可称贤者。但亦是五百年一遇，后世之人，断不能尽如大哥之贤。是以使人能善知错，善改过，远易于使人少犯错。”但是这话说出来，却不免近于面谀，他自是不肯宣之于口的。只是点了点头，以示同意。

石越见唐康明白，又道：“故此，要使当政者能善知错，善改过，则不食朝廷俸禄之士大夫尤为重要。本朝养士百年，士大夫皆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多颇有风骨，不畏皇权，不尊权贵，特立而独行，以节气行于天下。此是本朝立国之本，亦是最可宝贵者。若使读书人只知歌功颂德，仰权贵之鼻息，为官府之走狗鹰犬，则是诸夏亡矣！是故，我绝不会为自己之方便，而做任何干涉学术之事——我若在学术上之观点与其不同，则自当以学者之身份与之辩论，绝不会以权位谋术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读书人当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他们只要说符合自己良知的话便足矣。”

石越知道唐康便是再聪明，也不可能完全明白自己的话中之意，他微微叹了口气，凝视唐康，郑重地说道：“康时，只盼你异时能记住我今日所说之话，毋以权力干涉学术，毋以暴政打击异己。此二例一开，后患无穷尽矣！”

唐康很少见石越如此郑重其事，虽然他很难明白为何会“后患无穷尽”，但却还是认真的点了点头，答应道：“是。”

石越的目光凝视唐康良久，忽转向窗外的夜空，这种似乎含有深意的目光让唐康有些恍惚，也有些不解，因此竟忽略掉了石越眼中那一闪即逝的茫然。

次日。紫宸殿。这是重要性仅次于大庆殿的正殿。

“万邦来同，九宾在位。奉璋荐绅，陟降庭止。文思安安，威仪棣棣。臣哉邻哉，介尔蕃祉……”在一曲清平正和的《正安》乐中，石越身着紫袍，腰佩金鱼袋，脚踏黑靴，手执象笏，随着诸宰执大臣们一起进入殿中。然后在音乐声中，向皇帝行礼。

紫宸殿的朝会，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不过就是一种仪式。石越至今还很清楚地记得，五年前皇帝赵顼便曾经在紫宸殿受贺——那次是因为王韶收复熙河，王安石因此被皇帝亲自解下身上佩带的白玉带相赐。此次自己得到相似的待遇，不过是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复而已。很显然，在今天这样的情形之下，在紫宸殿上，皇帝是不会讨论任何事情的。

这不过是一场没有现场直播的表演。石越忽然有点恶意的想着：如果此时就有照相机的话，会不会在紫宸殿周围架满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