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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贺兰悲歌（第31页）

跟在石越身后的一个判司文书安慰着仁多保忠，“我们会尽全力的。文将军福大命大……”说到此处，他似乎是又想起了文焕不过是个叛臣，觉得自己的话有点不伦不类，立时闭嘴不语。

石越回头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道：“走吧。好好安排人照顾文将军。”

说罢，又转身对仁多保忠道：“方才所说，还请将军三思。接下来的事情，将军可先与丰参议他们谈妥。”

“是。”仁多保忠欠身应道。

汴京。

亚欧大陆东部的心脏。

掌握着人类最富庶的国度的皇帝，正在崇政殿召开一次相对秘密的御前会议。受诏参预此次会议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却都是大宋最具份量的大臣。

“朝廷收入不可谓不多，但支出更为可观。”户部尚书司马光的声音平稳而威严，几乎让人只听他的声音便无法置疑他所说的话的权威性，“熙宁八年，朝廷岁入折合缗钱共计六千九百八十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一贯七百四十三，结余二百万贯。熙宁九年，朝廷岁入折合缗钱共计七千二百万六千贯五百一十二，虽然朝廷收入增长，且厉行节俭，但许多支出仍然继续增加，整编军队的花费加上几处灾情的额外支出，结余反而只有三百二十万贯。熙宁十年，朝廷岁入继续增加，折合缗钱达到七千四百二十一万六百二十贯九百三十四，但此年朝廷在陕西用兵，兼之数路再遭天灾，整编军队与军队换装速度加快，朝廷在熙宁十年的结余是净负二百万贯。熙宁十一年岁入与熙宁十年相当，然各路水旱灾情不断，兼以整编禁军之花费剧增，结余亦不过二百余万贯。熙宁十二年是财政收入最好的一年，岁入七千八百六十四万四千九百贯三百五十七，又无大灾害，节余达到六百万贯有余。但是，臣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收入，还包括了自熙宁十年八月以来至今，累计发行的交钞六百五十万贯。”

相当一部分人自动忽略了司马光其他的话，而是对熙宁十二年的财政状况感到欢欣鼓舞。虽然这也是大家早有耳闻的事情，但即便是这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人，除了吕惠卿等少数人外，也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司马光证实。大宋有多少年没有这么好的光景了？

“臣还想提请皇上与诸位大臣注意，因为连续大规模用兵，兼之不断发行交钞，铜钱与交钞大量流行于民间，今年京师的米价，官价已经达到石米一贯，市价更高。既便是去岁大熟的湖广与两浙路，米价亦已达到石米七百，几乎与仁宗对元昊用兵时的米价相当。朝廷熙宁十一年军费耗费之巨，亦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物价上涨。如若朝廷决意在西北大举用兵，便以十万之兵计，一兵当三夫转运，则至少当有四十万人有赖供食。而陕西之兵，便已不止十万，臣以为一旦有事，至少须计算六十万人之粮供给，便以人日食二升计算，一年之支，至少需四百二十余万石。陕西虽薄有军蓄，最多亦只能勉强以当一岁之供给。而战事一兴，则不可期之骤胜，日后军资，皆需由他路转运，路途遥远，耗费更多。西夏打上两年，朝廷至少要耗费一千万石以上的米——一旦如此，则物价沸腾绝不可避免。以此计算，伐灭夏国，以臣之见，朝廷至少要预备一千万贯的军费——这还不包括军器损耗、伤员医治等开销——并且要尽量希望战争在一年内结束，最多不能拖过两年。”

司马光缓慢而又清晰地说出这些让人几乎无法反驳的数据。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马光的潜台词：这场战争，一旦打起来，很可能会耗尽大宋的家底。如果能期以必胜，保证必能灭亡西夏，或者超过一千万贯的投入还有价值。但是战争是没有人可以打保票的，一旦失败，或者久战不定——特别后者，简直便是财政上的噩梦！

“除此之外，”司马光加强了音调，“我们最好还要祈祷上天，这两年不要再闹出什么大灾大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汴京每岁要从东南六路运米六百万石，而陕西还需要数百万石，每岁汴河能真正能运输的时间只有那几个月，汴河上的船只有限，运量亦受限制，能否同时保证陕西的军粮供应与汴京的粮食供应，这是极大的难题。臣愚钝，实不知伐夏之事，所得何足以偿所失？若将这一千万贯的军费，用于国内之建设，用之于学校，则可使上百万之孩童读书识字；用之于湖广开发，则朝廷不出数年，又得一大粮仓；用之于减税，则天下咸受此利！臣请陛下三思之。”

司马光可谓言辞恳切。从为天下理财的角度来看，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对与西夏的战争始终无法表示支持。在他与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看来，这种战争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能给人民与社稷带来任何好处，是典型的忘本逐末的做法。相反，对于薛奕统率的海船水军在海外的扩张，司马光等许多大臣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相比大宋朝要向西部与北部扩张所要遇到的阻力与付出的代价而言，此时宋朝海船水军在凌牙门以东的海域，轻轻松松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谋求这种优势不仅不扰民，还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海外贸易的税收已经超过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说辞。

司马光已经隐约意识到，与其向西，向北，还不如向南，向南。

大宋在西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人民就必须忍受物价飞涨的痛苦。一个如宋朝这样的文明国家，与其它国家打传统的大陆战争，至少在短期内，是绝不可能赢利的。打仗就是以财富换安全。但是宋朝的海船水军若要在凌牙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灭国之战，莫说汴京，便是两浙、广州的粮价，都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输了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赢了国家就能享受利益，或者这样的战争，更适合大宋。

但是，标榜为汉、唐的继承者，代表着华夏的正朔，大宋的君臣们，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目光从西夏与辽国身上移开。更何况，这两个国家的存在，还代表着边境的威胁与不安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太祖皇帝的名言，大宋几乎是家喻户晓。忍气吞声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彻底扭转乾坤，一洗耻辱的时候，岂能轻易放弃？！

赵顼是为什么要变法图强？！

在皇帝赵顼的心中，还有更深的隐痛——这个伤疤尽管整个大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也从来没有人敢提起，但直到雪耻的那一天，它永远是宋朝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最耿耿于怀的耻辱。

大宋的太宗皇帝，是在与辽军的战斗中受伤，疽发崩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