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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两河百郡宋山川（第5页）

“那我真要好好听听了！”潘照临不屑之意溢于言表。

桑充国亦不生气，只望着潘照临，道：“我听说潘先生亦精通河洛之学，大至观星望气，小至测字相人，无所不精。敢问先生，可曾听说过地气南移一说？”

潘照临“哼”了一声，根本不屑于回答。

在座之人，只有侍剑对此知之甚少，因饶有兴趣的问道：“什么叫地气南移？”

“这地气南移乃是精通易理之人推算出来的。”陈良解释道，“天地之气，原在西北，故我华夏发源于西北，汉唐皆以都西北而强盛，然天道循环，这天地间的灵气，历数千年，逐渐南移，故历来皆有人说，东南有王气，而南方人物，亦渐渐兴盛。”

“子柔先生说得不错。”桑充国接道，“我汉人实是周人之后，兴于西北，数千年来，西北地灵人杰，冠于天下，华夏诞于斯，兴于斯，然自汉晋以来，便不断有人以为，地气已渐渐向东南移转。那几个学生便以为，此说未必全是怪力乱神之说，‘地气’固非儒者语，不足采信，然南方渐渐兴盛，北方陷于停滞，却亦是不争之事实。而这开天辟地以来之大转变，便发生在本朝。只不过，他们却是将此归功于教育之盛……”

“便以本朝而论，建国之初，状元、进士、名臣将相，多出于北方，然至仁宗以后，则南方人物之盛，便已渐可与北方比肩，到大行皇帝之时，已有超越之势。而南方人材最盛处，莫过于闽、蜀、楚、吴越[160]……”

“这四地当中，福建印书业天下第一，福建书虽然纸质不佳，常有讹误之处，易受学者批评，然天下每年印书最多的便是福建，熙宁以来，汴京、杭州印书业之发展，令人瞠目，却终夺不了福建书销量天下第一的名头。这其中原因，绝非仅仅是闽书便宜而已。闽人多爱读书，自欧阳詹、徐寅[161]以来，闽中讲学之风大盛，五代之时，中原方忙于征战，而闽中之士却都在延寿万卷书楼忙着借书读，潘先生、子柔先生皆是游历天下，见闻广博者，当知我所言非虚——如今福建即使普通的农夫，耕作之时，也有许多人在背书的；熙宁年间，朝廷在福建按户等差点乡兵，结果因为闽中户户读书，所点的乡兵，竟大多是举子！此事在座诸位都是知道的。如此盛况，如今天下，恐怕也只有在福建才见得着。”

“正因有了这一百多年的积累，太平兴国以后，福建人中进士者数以百计，公卿将相辈出，熙宁之时，朝中名臣将相，多有闽人，而先帝在位时六个文状元，便有三个是福建人……”

潘照临郑重其事的点点头，道：“不错，还有一个‘福建子’。”

桑充国知他脾气，却不去理他讥刺，又继续说道：“我是不懂这地气之说的，阴阳易理，河图洛书，我也一窍不通。然本朝自真宗以后，闽中之士忽然大爆发，而且人材辈出，有越来越盛之迹象，归功于五代以来一两百年间的教育积累，当有几分道理。要令一路一州之民富足，数十年，甚至十数年便可以成功；然要让一路一州文明昌盛，亦的确非有数百年之积累不可。”

石越看了桑充国一眼，他心里已隐隐猜到桑充国的用意，但仍然忍不住赞道：“长卿说得极是。”

桑充国又道：“福建印书第一，民间藏书最盛，读书之人又如此之多，用不着知道地气南移，亦可知福建人材在本朝为何兴盛。而蜀中亦大同小异，不过论到积累，它的时间更久，可以上溯到汉朝文翁治蜀之时。自汉唐以来，蜀中虽然人材辈出，在南方可谓一枝独秀，然终比不过本朝蜀中人材之盛。福建号称‘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公卿相望’，而蜀中本朝教育之盛，则稍逊于福建。我还记得幼时在家乡，每到晚上，经常是家家燃灯，诵读之声，琅琅相闻。只不过蜀中各府州差异较大，如成都府、眉州等地，市井胥吏，亦能写文章，连伶人亦多通经史。在眉州，知州甚至要规劝百姓不要只顾着读书忘了耕种；但在有些州县，却有人连书算亦不懂。这亦是蜀不如闽的原因。”

“然蜀中教育最大的特点，亦是他路所不如者，则是蜀中女子多知书。正因女子多知书，才去督促子女勤读书。蜀中人材之盛，原因可能便在于此。”桑充国本是蜀人，说起自己的家乡来，自然亦颇觉骄傲。

石越听得亦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却又忍不住想到，当时蜀士长于文章而短于吏材，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呢？

桑充国见石越认可，更加振奋，“故此我亦十分赞成令女子读书，不说其它，试想想，这天下的母亲若皆能识文断字，岂有不会读书的儿子？”

“此言有理。”这时连陈良也忍不住赞同起来。

“至于江西与两浙，这两地书院、藏书之盛，更不用多说。江南西路之民，秀而能文。在别的地方，能写文章，已经很让人羡慕；但在江西，若只能写文章，却不足挂齿。本朝文宗，若非蜀中出了个苏子瞻，休说东南，便是整个天下加起来，亦及不过江西人。江西人材之盛，亦是由其书院之盛所致。江西路官办之州学、县学，私立之书院、学院，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早在熙宁以前，便已具规模……”

陈良听到这里，忍不住插道：“这只怕和江西的民风也有关系……”他想起此事，嘴角亦不由得流露出一丝笑意来。

石越听他话中有未尽之意，不由问道：“此话怎讲？”

“我知道子柔先生所指何意。”桑充国不由笑出声来，他望着一脸疑惑的石越，解释道：“我听江西的学生提过，江西民风好讼，但有一点点纠纷，便非得上衙门打官司解决不可。当地许多百姓，随时带着纸笔，遇到纠纷，马上便会把证据记录下来。而且在江西，熟知律令的人最多，故本朝以在江西做官最难——别处百姓读书，是为了科举考功名，江西百姓读书，有许多是为了学律令好打官司。世传在江西卖得最好的书，不是《十三经》，不是《论语》，而是《邓思贤》这本教法律讲诉讼的书，江西的村学当中，便用这本书教学生。”